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赖尔在《地质学原理》一书中，依据大量事实批评了灾变论的错误。他认为，地球有极漫长的历史，人类只不过是地球上的匆匆过客。在地球的一切变革过程中，自然法则始终是一致的，根据现在仍在起作用的自然力和法则，就可以推论地球的过去，这就是“古今一致”和“将古论今”的原则和方法。赖尔认为，引起地球表面变化的原因根本不是什么超自然力，而是人们现在所看到的仍然在起作用的地质作用，正是这种作用的连续性，导致地层逐渐而漫长的进化。这样就把灾变论的超自然力从地质学中驱逐出去了。
从《灾变论》构思和着手创作，到今天由“国际证主协会”（香港）这家福音出版机构正式出版，整整20年过去了。“20年磨一剑”给我留下的不再是“字字看来皆是血，十年辛苦不寻常”的自爱自怜；而是一种淡然和平静。尽管如此，“国证”的薛孔奇先生一句《灾变论》“这本书真是名符其实”，仍让我感慨不已，也感恩不已。我也想起多伦多一家福音机构的编辑严行姐妹的感慨：“《灾变论》终于结束了自己的灾变史，尽管中国的灾变史仍在继续……”我今天特别翻开以斯拉记7:9那句经文：“正月初一日，他从巴比伦起程。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，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”。《灾变论》是我从“巴比伦”到“耶路撒冷”的游记。
《灾变论》起源于我自己经历的一场“灾变”，那年我才22岁。我从废墟中起来，到中国历史深处去寻找这场悲剧的渊源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开始“疯狂地”购置和研读各种学术领域的名著，涵盖经济学、政治学、哲学、科学、宗教学、神学、历史学、教育学、文学、地理学、人类学、生物学、数学……就是在这样的动机之下，我的私人图书馆建立起来了，只为完成这一本书。在某种意义上，已经“绝版”的《大学精神档案》和仍在畅销的《新语文读本》（总策划和编辑），不过是我创作《灾变论》的副产品。也是从这本书的创作中，我决定终生保留自己“高中生文凭”的身份，因为“考研读博运动”对我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。我也越来越明白，这一切的看见都是“领受的”；我没有理由指着自己自夸。
然而我从这本书中真正得到的祝福是，这是我从知识分子成为基督徒的精神见证。在某种意义上，这本书是一本精神自传：一个中国人是怎样成为基督徒的？或者，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是怎样成为一名传道者的？几年前，经济学者何清涟对这本书有这样一个评价：任不寐的《灾变论》是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一场剔骨剜筋的解构。也有“文化基督徒”誉之为“当代汉语思想史里程碑式的著作”。这些高调的评价是以2002年的《灾变论》版本为基础的，目前网络上流传的就是这个版本。因此特别需要说明的是，今天“国证”出版的《灾变论》最新版与过去相比，已经“面目全非”了。一方面，70%左右的内容已经更新或增改；另一方面，这本书已经从“文化著述”彻底更新为“神学著作”。所以我也在这里宣布旧版的《灾变论》“作废”，请读者购买、阅读或评论《灾变论》皆以新版《灾变论》为主。也请相关网站更新这条信息，以免误导。
《灾变论》“这本书真是名符其实”。整个创作过程的20年岁月中，这本书和我自己的命运连在一起，这是一个“流亡者”的作品。不仅如此，这本书在“海内外”寻求出版、甚至在出版本身的过程中，所遭遇的匪夷所思的拦阻、波折，都成为这本书所阐述的主题的生动见证。但无论如何，哪里的罪多，哪里的恩典也就多。我从这里面学到的最大的功课是：“神的恩典是够我用的”。我要特别感谢在《灾变论》最后出版中将神的祝福转达给我的两个人。一位就是严行姐妹。她以及她的一家人，将《灾变论》“领养”过去了，即使在最没有希望的令人抑郁的日子里，他们仍然呕心沥血地守候着这本书“与中国人出埃及”那样的异象。没有他们一家的同在，我不知道该怎样打发那些零敲碎打的“灾变”。我也应该感谢香港国际证主协会的薛孔奇先生，神藉着他在《灾变论》出版危机中的同在，将“苦水变甜”的神迹临到我们，和所有期待《灾变论》出版的各位朋友。所以我最后应该感谢所有等候这本书的广大读者，我亏欠你们的，今天可以“交账”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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